一、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重要性

随着中国自身的发展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变化，周边外交在我国外交全局中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争取一个良好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是我国整体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政治上看，周边地区是我国维护主权权益、发挥国际作用的首要依托。周边多为发展中国家，在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与我国有较多共识。很多国家长期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在国际舞台上一直与我国相互支持、相互配合。

从经济上看，周边地区是我国对外开放，开展互利合作的重要伙伴。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额始终占外贸总额的60%以上，从周边国家和地区获得的投资多年来占吸引外资总额的70%以上。中国的发展首先给周边带来机遇；周边的繁荣，也使中国从中受益。我们与周边国家的相互依存日益加强，周边正在成为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和对外开放的重要地区。

从安全上看，周边地区是我国维护社会稳定、民族和睦的直接外部屏障。周边环境历来对我国国内形势以及发展战略有直接牵动作用。维护周边安全是周边外交工作的重要内容。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如果周边动荡，则不可避免会对我国经济建设造成干扰。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雅尔塔体制终结，国际战略格局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性变化，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华势力对中国压力明显增大的困难局面，党中央及时调整我国的对外战略，明确提出“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积极改善和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将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加强区域合作，把同周边国家的交流和合作推向新水平。” 而“睦邻”、“安邻”和“富邻”政策的提出，则是对“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中国周边外交方针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2003年10月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了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首届东盟商业与投资峰会，并发表题为《中国的发展和亚洲的振兴》的演讲，指出积极促进亚洲的发展振兴与和平稳定，是中国的既定方针，“睦邻”、“安邻”和“富邻”是中国实现自身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睦邻”，就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亲仁善邻、以和为贵的哲学思想，在与周边国家和睦相处的原则下，共筑本地区稳定、和谐的国家关系结构。

——“安邻”，就是积极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合作增进互信，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分歧，为亚洲的发展营造和平安定的地区环境。

——“富邻”，就是加强与邻国的互利合作，深化区域和次区域合作，积极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与亚洲各国实现共同发展。

坚持“睦邻”、“安邻”和“富邻”政策，是中国根本利益的客观要求。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亚太国家，亚太地区是我们根本利益所在地，是我们基本利益的立足点和归宿点。改革开放28年来，中国与亚洲邻国紧密相连，形成了休戚与共的特殊关系，造就了“安危相易、祸福相生”的利益共同体。随着中国与亚洲国家互动关系的加强，双边的利害关联将更加密切，相互依存将不断加深。只有努力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实现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利益互动，达成合作双赢的良好局面。

坚持“睦邻”、“安邻”和“富邻”政策，也是中国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力争到2050年前后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是中国共产党确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战略，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体现。作为一个开放的中国，要在开放的世界体系中实现发展战略，有赖于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周边是我们最直接的外部环境，周边形势的变化以及我们同邻国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发展战略的实现。中国作出的“和平发展”的庄重承诺，表明中国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更希望国际局势的稳定，更希望周边环境的和睦，更希望与周边邻国和平相处、共同发展。

坚持“睦邻”、“安邻”和“富邻”政策，更是中国国际责任的现实体现。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作为亚太地区举足轻重的国家，肩负着重要的国际责任，最直接、最现实的国际责任，就是把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塑造好、维护好。我们讲中国外交要有所作为，首先要在努力维护和促进亚太和平稳定上有所作为，在密切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上有所作为，在营造良好的合作与发展环境上有所作为，而决不是在亚太地区谋求当“头”，也不是谋求一国之利。中国周边外交的所作所为，既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坦荡胸怀，又符合亚洲各国的根本利益。

当前，放眼亚洲，和平、发展、合作日益成为主流，亚洲正面临加强合作、共同发展的历史性机遇。中国的睦邻友好外交，既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产物，又将为亚洲和平与合作增色。中国期盼的是与亚洲各国携起手来，加强合作，共同创造互惠共赢、春色满园的美好未来。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和“富邻” 周边外交政策的推动下，我国与周边国家政治互信不断增强，经济合作日益深化，合作形式更加多样，共同利益逐步扩大，我国的周边外交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

二、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复杂性

同世界其他大国相比，中国的周边地缘环境最为复杂。首先，我国是世界上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陆地边界22000多公里，海岸线18000多公里，周边国家多达29个，其中直接接壤邻国就有14个。其次，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周边不少国家与我交往很深，接触很广，历史上的一些恩怨现在仍有影响。第三，我国周边的多样性突出，各国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各异，各种文化、民族和宗教聚集在我国周围。第四，我国周边也是世界各主要大国利益交汇之地，冷战时期曾形成不少“热点”，有些至今尚未彻底解决。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周边一些地区仍然充满变数，如朝鲜核问题、伊朗问题等，对我国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有着直接而重大的影响。

朝鲜核问题

近年来，朝鲜半岛局势以及朝鲜核问题再次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焦点。实际上，自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就始终没有放弃搞垮朝鲜从而控制整个朝鲜半岛的战略企图。而美国在朝鲜核问题上一再对朝鲜施加压力，则是想借机搞垮朝鲜现政权和现体制。因此，解决朝鲜核问题的途径和手段，特别是其最终的结果，不仅关系到朝鲜半岛内部的政局走向及其前景，而且也关系到国际社会现存的核不扩散机制能否继续维持下去以及东北亚地区半个多世纪以来所形成的战略结构的平衡与稳定能否维持下去。

朝美围绕核问题的斗争从未停止，贯穿于朝鲜战争结束后双边关系的全过程。冷战时期，美国在朝鲜半岛部署过大量核武器。20世纪70年代开始，朝鲜就为消除半岛的核威胁作出过巨大努力。1974年9月，朝鲜主动参加了国际原子能机构，又在1985年12月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86年6月，朝鲜提出半岛无核化建议，并要求美国撤走部署在半岛的全部核武器。对此，美国不予理睬。80年代以后，朝鲜在苏联帮助下开发核能，水平达到相当程度。90年代初，爆发了第一次朝鲜核危机。1992年5月，朝鲜被迫接受国际核查，于1994年10月和美国达成了解决朝核问题的框架协议。然而，没过几年，朝鲜核危机再次爆发。2001年初美国新任总统小布什上台后，公开把朝鲜视为“邪恶轴心国”，并扬言实施“先发制人”的军事安全战略。2002年10月上旬，美国总统特使、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凯利在访朝期间粗暴干涉朝鲜内政，并指责朝鲜秘密发展核计划。面对凯利的粗暴指责，朝鲜政府毫不示弱，先是矢口否认，后当着凯利的面承认“确有此事”，公开表示朝鲜有权发展核武器，也有能力拥有核武器，第二次朝核危机正式爆发。2002年11月13日，布什总统决定停止向朝鲜继续运送作为燃料的重油，12月22日，朝鲜宣布解除核冻结，拆除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朝鲜安装的监控设备，重新启动用于电力生产的核设施，驱逐了国际原子能机构驻朝的两名监察人员。2003年1月10日，朝鲜发表声明，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1日正式生效。此后，朝鲜先后启动了宁边的两座石墨型核反应堆，将8000根核燃料棒进行技术处理，朝核危机进一步深化。

朝鲜核危机发生后，国际社会给予了高度关注。有关国家从各自的利益出发，纷纷寻求解决朝核问题的途径和方法。美国企图借助朝核危机阻止日本、韩国单方面与朝鲜改善关系的努力，并要求日、韩两国与美国合作，寻求多边渠道解决朝核问题。美国还敦促中国和俄罗斯对朝鲜施加压力。朝鲜则希望通过核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与美国的关系问题，并加速实现与日本关系正常化，推进同韩国关系的进一步改善，为重建国民经济和国家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朝核问题最终如何解决，用什么方式解决，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会产生直接和重大的影响。如果朝鲜不顾国际社会的一再要求，坚持发展自己的核计划，将进一步引发新的核扩散，甚至可能面临新的朝鲜战争威胁。

因此，我国在朝核问题刚一发生的时候，就十分明确地表明了我们的基本立场：继续推动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进程，维护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地位；朝鲜方面合理的安全关切理应得到满足；解决朝核问题只能通过对话与谈判，最好是由当事方直接对话，不宜提交联合国。

为了促使朝鲜核问题能够在可控制的范围内通过和平对话和谈判的方式得到解决，我国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努力促使各有关方面特别是朝美双方能够坐下来，进行对话和沟通。而朝美双方以及周边其它国家也都希望中国能够发挥自己在此问题上的特殊影响力，为和平解决朝核问题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正是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特别是在中国的积极斡旋与协调下，2003年4月23日至25日，在中国的北京举行了关于朝核问题的中、美、朝三方会谈，会谈表明，即使是像朝核问题这样如此复杂和重大的问题也是可以通过对话和谈判的方式来解决的。在北京三方会谈的基础上，分别于2003年的8月27日至29日，2004年2月25日至28日和2004年6月23日至26日，在中国的北京举行了由中国、美国、朝鲜、韩国、日本及俄罗斯参加的有关朝核问题的三轮北京六方会谈，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的成果。

然而，第三轮北京六方会谈联合公报的笔墨未干，朝核危机又起波澜。特别是2005年初布什总统第二任期开始后，对朝鲜的强硬政策再度凸显，美国新任国务卿赖斯甚至称朝鲜是“暴政前哨国家”，扬言美国有责任采取多种方式“改变朝鲜现状”。同时，进一步调整在韩国和日本的军事力量，对朝鲜实行军事威慑。在此背景下，朝鲜出于自身安全利益的考虑，决定无限期推迟参加第四轮北京六方会谈。2005年2月10日，朝鲜外务省发表声明，宣布朝鲜已经制造出了用于自卫的核武器，以应对美国的敌对政策，朝核问题再次陷入僵局。

在中方的不懈努力和推动下，2005年7月26日至8月7日以及9月13日至9月19日，朝核问题第四轮六方会谈在北京举行。会谈发表了《共同声明》，六方一致重申，以和平方式并在可核查的条件下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是六方会谈的目标。朝方承诺，放弃一切核武器及现有核计划，早日重返《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回到国际原子能机构，接受其保障监督。美方确认，美国在朝鲜半岛没有核武器，无意以核武器或常规武器攻击或入侵朝鲜。韩方重申其依据1992年《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不运入、不部署核武器的承诺，并确认在韩国领土上没有核武器。1992年《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应予遵守和落实。朝方声明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其他各方对此表示尊重，并同意在适当时候讨论向朝鲜提供轻水反应堆问题；六方承诺，根据《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处理相互关系。朝方和美方承诺，相互尊重主权，和平共存，根据各自双边政策，采取步骤实现关系正常化。朝方和日方承诺，根据《日朝平壤宣言》，在清算不幸历史和妥善处理有关悬案基础上，采取步骤实现关系正常化；六方承诺，通过双边和多边方式促进能源、贸易及投资领域的经济合作；六方还承诺共同致力于东北亚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直接有关方将另行谈判建立朝鲜半岛永久和平机制；六方同意，根据“承诺对承诺、行动对行动”原则，采取协调一致步骤，分阶段落实上述共识。这是六方会谈迄今达成的最重要的阶段性成果。2005年11月9日至11月19 日，第五轮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在北京举行。

朝鲜核问题经过五轮北京六方会谈，已达成了许多重要共识。但是，围绕朝核问题，还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如朝鲜研制核武器的能力到底如何，美国对朝鲜发展核武器的计划到底有多大的忍耐力和接受度以及周边其它国家在此问题上的协调与沟通能力等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在短期内解决矛盾显然是不现实的，不排除这一矛盾今后恶化的可能。朝鲜核问题的解决，将是一个艰巨曲折和充满变数的长期斗争过程。

我们一定要坚持在和平对话与谈判的框架内努力促使朝鲜核问题得到解决，坚持维护朝鲜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努力维护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地位，维护现有的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和东北亚地区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切实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

伊朗问题

近一个时期以来，有关伊朗核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特别是美国已逐渐从幕后走向前台，频频对伊朗施压。2006年2月4日，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决议，同意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2006年3月8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正式将伊朗核问题向联合国报告。2006年3月29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主席声明，要求伊朗立即放弃其所有核活动，但伊朗则以大规模军事演习作为回应。2006年4月11日，伊朗正式宣布已提取出了低纯度的浓缩铀。另一方面，美国在积极推动国际社会制裁伊朗的同时，也在积极准备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一时间，海湾上空再次被战争阴云所笼罩。

其实，伊朗早就是美国总统布什在其国情咨文报告中提出的所谓 “邪恶轴心”之一。伊朗为什么可能成为美国新的军事打击对象，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伊朗在国际战略格局中所具有的重要战略地位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战略目标来进行研究和分析。

伊朗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伊朗在地缘战略结构中的重要性

伊朗位于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带，它北接高加索，南接海湾，西连小亚细亚半岛，东达中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之间文化交流、文明交汇、人员交往以及货物运输的重要通道和桥梁。美国从其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目标出发，必欲控制整个亚欧大陆。长期以来，美国控制亚欧大陆的主要战略就是所谓的“两洋战略”，即大西洋战略和太平洋战略。而两洋战略的衔接点就是中东地区。美国通过两场新的局部战争，实现了在中亚及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其对中东地区的主导权，但如何打通从阿富汗到伊拉克及海湾地区的通道，仍是美国的一块心病，因此美国决不允许伊朗与美国长期作对，必欲除之而后快。

——伊朗在国际能源战略结构中的重要性

一方面，伊朗拥有十分丰富的石油及天然气资源。据统计，伊朗的石油储备在世界上占第五位，天然气储备占世界第三位。与此同时，由于伊朗特殊的地缘位置，它对其南面的世界第一资源宝库——海湾地区及其出海口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其北面的世界第三油气资源所在地里海地区都有直接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从而对整个世界的能源供应都有着直接重要的影响。而美国作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保证能源供应是维护其经济安全的重要支柱之一。美国军事打击伊拉克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石油。如果任由伊朗控制和影响整个世界最重要的能源资源及其运输通道，这当然是美国难以接受的。

——伊朗在伊斯兰文化和宗教中的重要性

伊朗虽然不是阿拉伯民族，而是波斯族，但在历史上，伊朗对阿拉伯帝国及伊斯兰文明的兴起都有着重要的影响。1979年伊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革命成功后，霍梅尼在伊朗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实行神权统治，完全按照传统的伊斯兰教法治理国家，并且积极输出其原教旨主义革命的成果，从而对阿拉伯世界及整个伊斯兰文明都产生了重大的冲击和影响。

冷战结束后，美国及西方都流行所谓的文明冲突论，美国哈佛大学的学者亨廷顿就明确指出所谓泛伊斯兰特别是极端伊斯兰势力的崛起，已经取代冷战时期东西方时间的军事和政治冲突，成为对美国及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最大冲击和挑战。而震惊世界的“9·11”事件，说到底就是极端伊斯兰宗教势力和极端恐怖主义势力相结合的产物。美国近期几场高技术局部战争，也都是在所谓的泛伊斯兰世界范围内进行的。因此，伊拉克战争后，美国继续对伊朗的原教旨主义政权进行军事打击，铲除极端伊斯兰宗教主义的土壤，按照美国的模式对伊朗进行所谓民主化改造，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如果美国再次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将对我国家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从根本上说，就是对我国积极开拓在中亚及海湾地区的战略利益空间的努力的严重打压。具体来说，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影响我国的经济安全和能源安全。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能源消耗大国，也是一个能源进口大国。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我国将越来越依赖进口能源。实际上从1993年开始，我国已成为一个石油的纯进口国。2004年我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和石油消费国。如何保证能源安全供应，已经成为维护我国经济安全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为此，我国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战略举措：一是加快建立国家石油战略储备制度；二是加快实施能源来源的多样化战略；三是加快实施能源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但是所有这些，都有可能受到美国的牵制和制约。因为我们要建立战略石油储备制度，必然要加大石油的进口量。而我国传统的石油进口是来自由美国及西方大石油公司占据主导的中东及海湾地区，由于该地区长年局势动荡，导致油价居高不下，使我花费大量的石油美元，与此同时，我国还面临所谓的“马六甲困局”。因此，近年来我国积极开拓新的石油供应渠道，特别是北线和西线，尤为引人关注。所谓“北线”就是指我国与俄罗斯在能源领域里的合作，由于日本的强行介入，出现“安大线”与“安纳线”之争，形势复杂；所谓“西线”就是指我国与中亚各国特别是哈萨克斯坦的能源合作，我国设想积极参与里海及中亚地区的能源开发和利用，从中亚建一条油气输送管道接到我国的新疆。但由于美国通过阿富汗战争扩大了其在中亚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影响，西方各大石油公司已经在开发利用里海油气资源方面捷足先登，从而给我造成了严重影响和障碍。

——影响我国西部地区的社会安定和民族宗教团结。近年来，我国西部地区特别是新疆地区以“东突”分裂势力为代表的“三股恶势力”即民族分裂势力、恐怖暴力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活动日益猖獗，他们打着宗教的旗号，采用极端暴力恐怖手段，追求分裂的目标，制造一系列耸人听闻的极端暴力恐怖事件，严重影响了我国西部地区的社会安定和民族宗教团结，使我国西部地区维稳、反恐、安边的斗争形势十分严峻。我们在打击这三股恶势力的斗争中，既要防止和防范我国境内与境外的三股恶势力相互勾结，更要防止和防范这三股恶势力与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反华敌对势力互相勾结。众所周知，美国一直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充分暴露出其霸权主义的嘴脸。而美国从阿富汗战争以后，已经与我国境内的三股恶势力实现了所谓的零距离接触，相互勾结十分便捷，从而给我国西部地区增加了许多新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

——直接影响到我国西部地区的军事安全。我国地域广阔，西部地区一直被看作是我国重要的战略后方和战略纵深。上个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时期，位于我国西南的重庆成为抗日的大后方；到了60年代末，我国同时受到苏联和美国的军事威胁包括核威胁，毛主席就及时提出了三线工程建设计划。现在，我们的战略重点是在东南沿海地区，西部地区仍然是我们的战略后方和战略纵深。我们提出西部开发战略，其中也包含了重要的军事意义。但由于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之后实现了其在中亚地区的军事存在，美国在中亚地区拥有十余个军事基地，而最近的军事基地距我国的国境线只有几百公里，这就意味着美国部署在中亚地区的军事力量可以随时攻击到我国西部地区纵深的重要军事和战略目标，从而直接威胁到我国西部地区的军事安全。

三、中国周边安全环境面临新的挑战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在总体改善的情况下，仍存在着各种现实挑战和潜在危机。一方面，中国的和平崛起将受到外部因素，尤其是大国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因素，我们和周边国家在领土、边界、岛屿、海域的划分及归属问题上存在纷争。中国是当今世界大国中安全环境最复杂的国家。

首先，美国一再鼓吹“中国威胁”论，从外部遏制中国。

近年来，美国一再鼓吹所谓的“中国威胁”。2005年6月4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安全会议上攻击中国快速发展军力，国防支出大幅增加，军费开支不够透明。把中国正常的国防力量发展说成是对亚太地区“脆弱的战略平衡和安全的威胁”。2005年7月19日，美国国防部公布了“中国军力报告”, 其中肆意夸大中国的国防军费，声称中国的实际军费开支高达900亿美元，是世界第三，亚洲第一的军费大国。同时肆意夸大我军军事装备水平和实力；并对属于中国内部事务的台湾问题横加评论，称中国发展国防力量是“对台湾构成威胁”。在2006年2月6日美国公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美国再次渲染“中国威胁”，在报告中明确提到中国军事发展对美国未来的威胁：“在世界主要的新兴国家中，中国具有与美国进行军事对抗的最大潜力。其军事技术的发展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赶上美国，而美国的军事将不再存在优势。”

与此同时，美国全球战略调整，战略重心东移的步伐明显加快，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进一步加强。2003年以来，美军不断在西太平洋增加兵力和军事配备，已经在太平洋地区部署了四个军种、三十多万大军，以及时应对在东亚地区特别是台湾问题上可能出现的任何突发性事件。一是逐步加强在太平洋的关岛和夏威夷军事基地的建设；二是继续保留其在东北亚的前沿军事存在，进一步强化日美军事联盟防卫合作；三是将其在东北亚的军事前沿存在进一步南移，强化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竭力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并企图实现对马六甲海峡的直接控制；四是在原有双边结盟的基础上，组建一个新的亚太多边军事结盟体系。

2004年以来，一系列“颜色革命”引发中亚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新变化。在仅仅1年左右的时间里，独联体十二国中的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先后通过不同颜色的“革命”，进行了急速的政权更替。其主要特点就是：有关国家都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获得独立后其政治体制构建过程尚未完全完成；国内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没有获得显著改善，而腐败现象的存在更加剧了人民对现实状况的不满，因而导致国内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反对派阵营。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出于地缘战略和价值观因素考虑，在各个方面积极支持反对派阵营是中亚各国发生“颜色革命”的重要因素。

其次，中日之间存在一系列的矛盾和斗争。

近年来，中日之间在历史问题、东海领土主权归属以及台湾问题上存在一系列争端。